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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天命既下贯下出与地道地命既西游西行

天道天命既下贯下出与地道地命既西游西行

天道天命下贯下出与地道地命西游西行实际上是中道作为絜矩之道的两个运动方式与两种基本形态。天道天命的下贯下贯下出即中道的下贯下出,地道地命的西游西行即中道的西游西行。天道天命与地道地命不是一道一命而是二道二命,如此天道的开放天二也就具有了一种包容中西方文化的大道大同意义,即天道与中道和天道与上帝。当这个大道大同意义达到终极阶段的时候,即达到地道地道大成的时候,天道与中道就转化为地道与中道,天道与上帝就转化为地道与上帝。在这里,天道天命的下贯下出就是中道的下贯下出,也是上帝的下贯下出;地道地命的西游西行就既是中道的西游西行,也是上帝的西游西行。天道的开放不但要完成呈现为坤道与中道,同时也要完成呈现为上帝与人民。正经中道作为天道天命的一种道命命法只是天道天命下贯下出前中道契证的一加二两次性过程的第一次,它的封闭性状态就是《中庸》里描述的“慎独”。反之,正纬中道作为天道天命的另一种道命命法才是天道天命下贯下出后的地道地命西游西行时大同履至中道契证的一加二两次性过程的第二次,它的目的和第一次是不同的,第一次是立人极,第二次是立人民,第一次是成圣成贤,第二次是成人成学,所以不是“慎独”而是“平等”。这是天命区别于地命的两种状态。“平等”才能产生“自由”与“博爱”。因此,天命命的还只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小乘之命,子思传的也还只是孔子大同学问里的小乘心法。孔子大同学问里重要的不是小乘心法,而是大乘絜矩。大乘絜矩不是小乘中庸,小乘中庸就是小乘慎独,大乘絜矩就是大乘平等。小乘中庸是天命下出人极的情况,大乘平等是天命下出人民的情况。人极还是抓住天命,人民用不着抓住天命,因为人民作为天人之际人一方面的大同普世的最大存在,必然承载着天命的终极归属,必然呈现着上帝的极限博爱,只有在人民这个载体内,天道与上帝才能最深刻和最完全地证明他们自己。所以当代中国新传统文化反对立人极而主张立人民,因为完成立人极并不能完成立人民,倒是完成立人民而人极就一定包括在其中。立人极只能导致立封建专制,立人民才能产生立民主选举。我们于是又可以欣赏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写的反陆游旧咏梅词原意的新咏梅词了,在这里,毛泽东用不着老是强调天道天命天意天运,这个境界不是小格物高天下的正经中道,而是大格物平天下的正纬中道: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据我看,毛泽东的一首要超过马一浮的一万首。马一浮的诗都是陈芝麻烂谷子。毋宁可以这样说,立人民比立人极更重要。立了人民之后,立不立人极其实已经不重要,成不成圣成不成佛成不成仙其实已经不重要。人民本体就是中道本体。梅花是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贞下启元的一个精神象征,但贞下启元都是指乾元,即贞下启乾元,这就是所谓一阳来复,其实也就是一元来复,这是错误的旧元学。毛泽东的梅花是贞下启坤元,坤元的一阳来复是要经过一阴来的大同履至中道契证的。其实也就是二元来复,这才是中国文化里的新元学。一阳是不能来复的,一阳只能来亢。人的主体性由人极转移到人民,这是包括在毛泽东毕生革命理想与革命行动中的一个道德形上在内的格人心之非与格天下之心,但是不妨进一步说,人的主体性的转移也正是天的主体性的转移,即天的主体性由乾道转移到坤道,这也是包括在毛泽东毕生革命理想与革命行动中的一个道德形上内在的格天心之非与格天上之心。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革命是一个真实的天地革,开天辟地与改天换地的精义都是天地革,天地革本身就是天道天命中道中庸下贯下出,地道地命中道中庸西游西行。而执着于天道天命天意天运倒反而是违反天道天命天意天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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